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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鲁国的孔子继续办学。因为得到过齐景公的赏识，又有在齐国的从政经历，孔子的名气更大。慕名而来的学生更多了。
学校作为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通常会成为知识分子沙龙。孔子在教学工作之余经常和弟子们一起聊天，从社会八卦到施政得失无所不谈。
孔子曾对“郑人铸刑书”发表过看法。郑国把刑法的条文铸在鼎上公之于众。孔子对此大不以为然。
孔子主张德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反对法治，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用政令来指导，靠刑罚来整顿，百姓只关心怎么能脱罪免罚，而没有了廉耻之心。
按照孔子的意见，没必要制定法律，就按照礼法去做就可以了。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低的没法再低的标准。做人只要不触碰底线就算成功，那要求太低了。应该严格按照礼法的规定去做，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
即便要制定法律，也应该内部掌握，绝不能公开。因为你一旦公开，百姓就会按照法律去做。只要不违法，百姓才不在乎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不道德。百姓的道德水平就会被拉低。
并且，法律规定得再细也会有漏洞。百姓会跟你咬文嚼字死抠法律条文。能言善辩的人即使犯了法也能想办法免于处罚。这样的话，执法者的工作就不好做了，明知道这人做的不对，但没办法处罚他以儆效尤。如果没有法律，执法者认为这人做错了事就可以处罚他，认为后果严重影响恶劣还可以加重处罚。
“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你越是不清楚法律规定是什么，你越会谨慎言行，生怕说错一句话或走错一步路而触犯法律。并且钻法律空子也没法钻了。你都不知道法律是什么，你怎么钻？知道雷在哪，你会想办法避开雷。不知道雷在哪，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指挥官让往哪走就往哪走。
另外，把法律公开了，也就无形中造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氛围。百姓犯法受罚。王子犯法受罚不受罚？如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么上下尊卑的秩序还怎么维持？
所以，孔子非常反对法治。他的治国理念核心一条就是以德治国。
但是，令孔子没想到的是，晋国也开始铸刑鼎。
晋国的赵鞅和中行寅在汝滨（河南洛阳嵩县）筑了一座新城，然后向百姓征收铁铸造刑鼎放在那里。这部刑书是当时晋国的正卿范宣子起草的。
孔子听说后不禁惊呼：“晋其亡乎”？晋国要亡国了吗？
孔子说，晋国历代国君都沿用晋国始祖唐叔制定的法度。怎么能说改就改了呢？改变祖宗之法，并且公之于众，“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老百姓都能从刑鼎上看到法律条文，还会尊敬高贵的人吗？没有了贵贱次序，还怎么治理国家？
孔子认为祖宗之法不能变，更不能公开。老祖宗比我们有智慧，制定的法律肯定是非常完美，我们只管墨守成规就可以了。改变祖宗之法搞不好要亡国的。
孔子把德治作为追求的目标。但是让他郁闷的是，法治在当时比德治吃香。
且不说政坛，就是办学校孔子都遇到对手。孔子在鲁国办学讲德治。一个叫少正卯的人也在鲁国办学，但他讲法治。孔子和少正卯是竞争对手。但孔子干不过少正卯。少正卯抢了孔子的生意。
少正卯是法家，主张依法治国。法制专业在当时是热门专业，非常吸引人。“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孔子根本竞争不过少正卯。他这好不容易招满学生了，少正卯那边一开课，学生都跑那边听课去了。三次招满，三次跑空。最惨时候孔子的学校只剩下一个叫颜回的学生。可以想象孔子的尴尬和无奈。
法家学说在当时要比儒家学说更吸引人。
法家讲法制。儒家讲礼制。法制和礼制一直存在着竞争。作为国君一般倾向于法制。法制见效快，立竿见影。礼制有些太考验耐性了。
要知道学生们求学是为了以后好找工作。当时的热门工作是当公务员，“学而优则仕”。但是要走仕途必须投国君所好。多数国君喜欢法家，那大家就自然愿意学法家。
儒家在当时不太好找工作。孔子作为儒家大师去齐景公那里应聘都没找到工作，何况他的学生。毕业生就业率低，自然会影响到学生的就读热情。所以孔子学校的学生比少正卯的少。
好在孔子非常博学，简直是一部百科全书，谁有疑难问题都能在他这里找到答案。孔子在国内外的名气很大。有很多国外的学生慕名而来，这使孔子又找到了新的生源。
儒家精通礼乐。虽然春秋时期“礼乐崩坏”但礼乐并非一无用处。当时就有一位国君专门派人来他这里请教诸侯如何行冠礼。精通各种典礼仪式在当时也能找到一份工作。找不到行政管理工作可以找技术工作嘛。
孔子在齐国期间虽然没在齐景公那里应聘成功，但在齐国大夫高朝子那里还是找到了一份礼乐方面的工作，至少养家糊口没有问题。只不过孔子志向高远，总想着进入仕途。
鲁国的权臣阳虎邀请孔子去他那里做官，被孔子拒绝。孔子阳虎跟孔子有过节。阳虎宴请士人时把孔子拒之门外让孔子耿耿于怀。再者，阳虎在孔子看来是乱臣贼子。一个家臣控制了他的主子，干涉国家大事，这是违反礼制的。
鲁国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国君受制于三大家族，人称“三桓”，“三桓”受制于家臣。在国内，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位大夫控制了朝政。在家内，阳虎和公山不狃等家臣控制了家政。国君在朝得听三桓的。三桓在家得听家臣的。鲁国真正说了算的其实是阳虎之流的家臣。孔子对这种乱了君臣纲常的事情深恶痛绝，骂他们是“陪臣执国政”。
孔子拒绝效忠于“陪臣”。
但是当孔子年过半百还没找到工作时开始有点着急了。
这时，鲁国公山不狃[niǔ]邀请他去做官。他动心了。
那时阳虎因为作乱被打跑了。公山不狃取代阳虎成为鲁国的权臣。
孔子打算接受邀请。但是他的学生子路不高兴。“子欲往，子路不悦”。他的学生子路劝他说，他们都是乱臣贼子怎么能去那呢？“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如果我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也就罢了，否则干嘛去他那呢？
孔子只好作罢。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鲁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也就是县太爷。鲁定公怎么突然想起任用孔子了，不得而知。没准是公山不狃通过鲁定公给孔子发的offer。
不管怎么说，孔子最终还是做官了。
孔子做了一年的中都宰。据史书上说，他做得非常出色。
《孔子家语》上说：“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
翻译过来就是，孔子做中都宰时，制定了生有所养，死有所葬的制度；提倡不同年纪的人吃不同的食物，干不同的工作；男女不能同行，各走一边；路上遗失的东西没人会占为己有；器物不求浮华的装饰；下葬用的棺木，里面一层四寸后，外面一层五寸厚，并且以丘陵为坟，不再另起坟头和栽树。他这些制度实行一年后成为各国效仿的榜样。
很显然，孔子执政的指导思想是礼。他在中都定了很多规矩。孔子在中都所做的事情类似于现在的创建文明城市，不能说不对，只是少了经济建设方面的东西。长幼异食，男女别途，棺材板要多厚，这些东西可能有助于改善社会风气，提高国民素质。但没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空中楼阁。
看来儒生治国只擅长搞意识形态，不擅长搞经济建设。
据说中都大治，鲁定公因此提拔孔子做了司空，也就是负责建设工程的官。
孔子上任后，根据土地的不同性质规划不同的用途。但具体做了什么工作，史书言之不详。
不过有一件事说得比较清楚，就是给鲁昭公合葬。
当年鲁昭公与三桓交恶，打了起来。鲁昭公以一敌三招架不住战败逃走，之后一直流亡在外，最后死在外面。三桓改立鲁昭公的弟弟鲁定公为君，把鲁昭公随便刨个坑埋了。
孔子认为这样做不合礼制，说服三桓让鲁昭公跟先君合葬。他是负责土木工程的，挖了一条沟把两座墓连了起来。
鲁定公对孔子的工作很满意，又提拔孔子做了大司寇，也就是大法官。
只不过，他让一个反对法治的人做大司寇，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孔子家语》说孔子做大司寇“设法而不用，无奸民”。也就是说孔子虽然制定了法律，但派不上用场，因为就没有犯法的奸民。
这话显然不实。他是发对法治的，怎么会“设法”？再说一个国家怎么会没有作奸犯科的人？如果没有奸民，他为什么要杀少正卯？
孔子上任大司寇七天就以“乱政”的罪名杀了少正卯。
他罗列了少正卯的五种犯罪表现：“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也就是心里明白装糊涂，明明做错了却毫无悔改之意，明明说错了却没理狡三分，只关注社会的阴暗面，对自己的错误文过饰非。
但是这些言行上思想上的东西究竟罪犯哪条无从得知。孔子即便“设法”也不会公开他的法。是否构成犯罪，构上哪条罪名，都是孔子说了算。这是秘密法的好处。它能让人不敢乱说乱动。否则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这搁现在就是典型的以言定罪。少正卯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犯。
儒生治国注重思想纯正，严厉打击与主流思想不一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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