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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680”机组流水线上，打水泵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劳役岗位，钢管一根一根地从流水线上滚过来，然后注水机要人手动推过去把钢管两头顶住后注水，没有水喷出来说明这根钢管没有缝隙质量过关，检验完再手动退回注水机，机器自动把这根钢管翻转到下面的凹槽内，下一根待注水的钢管就同时又滚了过来，如此循环重复，如遇到有往外喷水的有缝隙钢管，就要迅速用钢钎把它撬到旁边另一个凹槽内集中处理。长四米直径四寸的钢管很重，里面还有水，翘起来很费劲，而且要求动作还要快。
打水泵这个活是整天站着的，只要机器在转，那是一分钟休息时间都没有，大夏天又是汗又是水，而且还很危险，这些钢管身体随便哪里不小心碰一下，不是伤就是血，虽然穿了劳防鞋，但因为手生和长时间没有过这种强体力劳动，再加上吴全利在旁边不停地骂，两天干下来我浑身象散了架，筋疲力尽还伤痕累累。
就因为太累人，所以这个劳役岗位是安排两个人互相轮换干的，原来是一个河南籍犯人跟吴全利搭班，我来了后，因为这个河南人还有一个月就要释放了，就让我把他替换了下来。
监狱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临释放犯人可以享受轻体力劳役，甚至可以不参加劳役。
这个河南人膀大腰圆，而且还是吴全利的师傅，吴全利自然对他恭敬有加。
现在这个凶巴巴一直压着他的师傅走了，在吴全利看来，用我这个小白脸换下他师傅，正是他狗脸上画条纹，翻身充老虎的好时候到了。
打水泵的劳役虽然辛苦，但没有什么技术难度。上机组劳改的第一天，怎么打泵进水，怎么退出翻杆，我只看吴全利操作了大概十几分钟，整套动作我基本就会了，然后吴全利就让我干了，我一干上手，他就再不来换我，无论我动作有错没错，他坐在旁边七八米远的破椅子上都要连叫带骂地喊，然后喝茶看会烂报纸，时不时地再抬头看着我训斥两句，或者一遛半天到哪儿去偷偷抽根烟，睡会觉，总之就是不来换我。
多干点没什么，骂几句也没什么，只因为我是刚来的新户头，劳改的路还很长，忍了吧。
可是吴全利得寸进尺变本加厉，我一直怀疑他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对这种类似于近亲结婚的产物，真是上帝也没办法救他了。
第三天下午，我打泵完的一捆钢管，因为没有堆放的特别整齐，也或者是可能要故意挑新户头的刺，钢管被行车吊到第六道流水线组长刘仁义那儿分拣时，刘仁义先找了我的茬。
刘仁义离我相距20米左右，他在那头边拿着撬棍敲打着钢管边大声地骂我，骂得很凶狠。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自己哪错了，等他骂了半天了我才知道他是在骂我。劳改场所的规矩是只有认识，没有解释。行，不管错不错，既然组长是冲我来的，于是隔着老远我扬手打招呼陪不是，但刘仁义依旧还在那里骂骂咧咧。
新户头都是要被人欺负被人骂的，何况还是第一天才刚上机组的新户头。陈正桥的打包流水线就在刘仁义的身后，半天下来刘仁义骂他的声音好像就没有停止过。我在这边听着，只能用眼神向陈正桥表示要忍气吞声，一定要忍住。
吴全利也好刘仁义也好，这种人都喜欢在新犯人身上耍耍威风，当初他们做新户头的时候大概被人整得够呛，现在可能想要找回一点老户头老官司的感觉。
我那边要陈正桥忍住，这边轮到我自己也要忍住了。
吴全利不知道是闲了难受犯贱呢？还是要拍组长马屁撑他的船，一听组长骂，他也在旁边凶神恶煞地跟着一起骂了起来，还从坐着的椅子上走到我身边，手指着我的背影骂，声音还很大，流水线上所有犯人都朝我这边看。
没想到看得人越多，吴全利就越骂得来劲，看我不理不睬，他感觉好像没了面子，居然动了手，先是推了我一把，随后又突然一脚踢在我的大腿上，这一脚踢得有点重，我没有防备身体朝前扑，手不自觉地撑在滚动的钢管上，还没等我来得及站起来，另一根钢管又滚动着压了过来，这个时候我什么也不能顾了，下意识地身体往旁边一倒，总算躲过了断指伤骨的危险。但身体倒在坚硬钢管上的疼痛，还是让我半天没有爬起来。
流水线上的钢管一根根地滚过来，越聚越多，直至最后满负荷电器跳闸，机组线全线自动停止运行。吴全利一看机器停了怕承担责任，先发制人似地骂得更凶，我慢慢站了起来，看着这张先天智障，满嘴还在喷着骂人吐沫的脸，再也忍无可忍，我血性的另一面被彻底激发，突然抓起旁边用实心螺纹钢做的一米左右长的撬棒，看也不看横着就朝吴全利抡了过去。
这一钢棍撬棒要是抡到，吴全利一定非死即残，那么我不是死刑就是加刑。
可是仅作为一个男人，这个时候还要我不冲动，还要我忍住，对不起，我做不到！
血性男人冲动的爆发点一旦触动，绝对不计后果！
“啪……”一声重重地闷响，钢棍打在了快速行驶过来的行车大吊勾上，我虎口一阵发麻，振的手中的钢棍也滑落在了钢管堆上，发出当啷当啷的声响……
我抬头向上看，行车驾驶室里，一个非常帅气的犯人把头伸了出来，他在上面从刘仁义骂我开始就一直在注意我，到最后吴全利踢我时，他就感觉到可能会出事，就把行车慢慢地开了过来，把吊钩停在我和吴全利的头顶上，当我抡起撬棍的时候，他迅速紧急下降吊钩，撬棍挥出的一刹那，不偏不倚吊钩也正好到，技术娴熟，动作完美地化解了一场人命危机。
他脸色严峻地左手手心向下，不停地跟我做着压住火气不要发火的动作，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最后苦笑着向他点了点头，他也笑了，又做了一次压住火气的动作开着行车走了。
吴全利已经彻底无利，恐怖的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我，面色惨白满脸虚汗，站在旁边两腿不停地打颤发抖。
他要庆幸自己现在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
让我吃惊的是，在离我20多米远看到这一切的陈正桥，扔下打包的钢管不顾，从地上捡了根尺把长水管粗细的钢管，蹬蹬蹬地赶过来要揍吴全利。吓得我赶紧奔过去一把拦着他，陈正桥隔着我的身体还是狠狠地踢了吴全利一脚，这个时候的吴全利哪里还敢发声。
组长刘仁义不愧是会看山水的老官司，不要说骂我，连陈正桥也不骂了，却跑过来指着吴全利的鼻子大骂了一通，骂完让他即刻换下我去打泵，然后再笑着把陈正桥给劝了回去。
这种事，刘仁义是不会也不敢汇报给队长的，连事务犯都不会告诉，一是没有出事，二是这种事汇报上去，除了组长没面子不说，他也要跟着倒霉。
我改造以来第一场难以预测后果的危机，至此安全平息，没有引起一丝的波澜。
对陈正桥的举动，我不但不感激还十分地担心，或许我可以冲动到不计后果，但我不能不考虑他来瞎帮忙而可能对他产生的不良后果。
我心里嘀咕着说：“今后再冲动打架，得避开这个家伙了！”
通过这件事，我对开行车的那个帅气犯人充满了好感，总想向他表示一下我的谢意。
在北新泾监狱，犯人之间最好的感谢方式就是给对方送烟。
北新泾监狱是严禁犯人抽烟的，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北新泾监狱的犯人基本个个抽烟。
那烟从哪儿来呢？
当然是花钱买。
前面说过了，北新泾监狱对外是上海劳动钢管厂，上海劳动钢管厂收留了很多历年改造服刑期满后留厂的人员，每个车间每个班组都有，他们每天和队长一样上班来下班走。
监狱犯人包括队长私下里都称这些人叫“老厂头”。
我们“680”机组就有三个这样的“老厂头”。
一个在电工间，一个在车头，还有一个是在流水线上到处走动的质量检查员。
烟或者其他的一些监狱里没有的东西，就是通过这些“老厂头”从外面偷偷带进来的。
但“老厂头”帮犯人带东西进来，一旦被监狱发现是要被处理的，触犯法律的还要逮捕判刑，其它按性质的大小，警告记过或者开除出厂。
别以为这些“老厂头”是在冒险给你免费做好事，他们都是要收取一定利益的。
40块钱一条的牡丹烟，他们收你60块或者70块，价格根据跟你关系的远近和监狱最近风声的松紧而上下浮动。
即使给了他们高额的报酬，但你拿到手的却仍然绝大部分都是假烟。
这些“老厂头”虽然刑满释放，但宰起犯人来绝对心狠手辣。
在里面改造的犯人是没有办法跟他们计较的，有烟抽就不错了，还在乎它是真烟还是假烟。
在虹口看守所家属接见的时候，我弟弟偷偷塞给了我五百块钱，我一张张卷成细条都塞在了牙膏里面，所以从看守所到提篮桥，再到北新泾“大八监”到大队的多次搜查搜身中，这些钱都能一次次地躲过检查而安然无恙。
服刑改造的犯人身上是绝对不允许有钱的，这条规矩在哪个监狱都一样。
可是我刚到这个班组，不要说“老厂头”，除了一起分来的，连班组犯人都不认识一个，怎么才能弄到烟呢？
这个问题，我愁了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吴全利已经老实多了，这几天都主动抢着打水泵干活，跟我说话也是客客气气，虽如此，但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欠揍的人。
现在换成我这个“新户头”大部分时间坐在破椅子上看报喝茶了。
可惜没有烟，尤其看到机组线角角落落的什么地方，犯人躲在里面抽烟飘起的几缕烟雾时，便勾得我烟瘾难忍。
行车经常要开过来吊打完水泵的钢管，吊钢管的过程都是上下通过手势交流操作，我跟这个帅气的犯人慢慢熟悉了起来。
一天快收工了，行车开过来起吊我们水泵的最后一捆钢管，吊钩上升时，我抬头看到他的行车室里有烟雾升腾，知道他在抽烟，我忍不住跟他做了一个抽烟的动作。他只是点点头，没有什么反应，吊着钢管行车就开走了。
钢管流水线的收工不是机器一关统一收工的，哪道工序结束，哪道工序的犯人就先收工，然后拿上毛巾就去车间外面不远的澡堂洗澡。
所以这个收工的过程零零落落比较散乱。
机组线上大部分人包括吴全利都洗澡去了，天色也暗了下来，我拿上毛巾正准备走，行车突然开了过来，扔下一包东西，行车停也没停直接又开走了。
我连忙捡起来一看，是报纸包着的四包牡丹烟。
我真是激动的要命，站立着向远去的行车挥手致意。
这也许是我这辈子收到的最贵重最难忘的礼物。
开行车的犯人叫卞小友，21岁，上海青浦人，贩毒12克，判刑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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