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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半个月以后组长突然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家属接见单，告诉我们这两天会安排一次家属接见。
这可真让人喜出望外，各小监一片欢呼雀跃，对每一个坐牢的犯人来说，实在没有什么比能见到自己的家人更让人高兴的事情了。
接见虽然令人兴奋，但心情却是非常沉重，这种既想又怕难以言表的沉重心情在今后监狱服刑的每一次接见中都会存在。
接见安排在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这一天我见到了妻子和我的弟弟妹妹，妻子说家里来了很多人看我，但这里规定家属只能进来三个人，其他人现都等在外面。我听了感觉很是遗憾。
象在看守所接见一样，大家都有好多的话想问想说，但又不知怎么问怎么说，妻子和弟弟妹妹都只是久久地一直看着我，想说点什么又终于什么也没有说……
当时的场景虽然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我现在想起心情依旧难过的不想再回首。
提篮桥监狱倒是允许家属把食品等东西在接见时就可以直接交给我们，所以接见完大家都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来，一进小监都迫不及待地打开食品大吃起来，毕竟很多人被抓后还是第一次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食品，小监之间大家还客气地送来送去，虹口看守所一起过来的人传递给了很多雪碧饼干等东西给我，大多都是我不认识的，只是在到了这里后，每次开小监出来上大课或者活动什么的才和他们见过几次面，他们老远就隔着小监的铁栅栏，明哥明子的叫我，说有幸关在一起送点东西表示一下心意什么的。
在外面没有混出什么鬼名堂，在里面居然还人模狗样地混到了一点人望。
自己想想都会苦笑着摇头。
每个人接见完拎回来的东西都差不多，所以估计家属也都是在提篮桥监狱的小卖部买的，外面的食品不能带进来，这点或许是所有监狱都一样的。
同小监的陈正桥没人来接见，心情很低落，眼巴巴地看着人家满脸喜色大包小包的东西拎回来。小浦东把一大包东西往地板上一扔，也不知道客气一下给他一点，只顾拆开了自己吃，还吃的巴巴地响，那副样子我看了真恨不得给他一个大嘴巴。
我扔给了陈正桥两包饼干一瓶可乐，指着一箱方便面和火腿肠对他说，这些东西我们一人一半，你想吃就吃，听见没有？
陈正桥想要又不好意思要的老实样子，让人觉得很是于心不忍。
陈正桥是追随他堂哥才来的上海，但到了上海后堂哥堂嫂根本就不想管他，吃饭睡觉都不管，他无活路就跟着两个老乡去偷人家仓库里的电缆线，偷了好几次，越偷越大越偷越多，最后在销赃时他老乡被人抓住把陈正桥供了出来，两个老乡判八年他判七年。
接见信他是写给了堂哥，但堂哥没有来，堂哥不来他在上海便再无亲人也无朋友，按照劳改场所的说法，这是一个标准的无家人、无接见、无“大帐”的三无犯人。
在劳改场所，象陈正桥这样的外地三无犯人很多，他们普遍都很年轻，基本没文化，家庭困难子女众多，所以来大上海想打工挣点钱，可又没有人带着，为了生计一不小心就触犯了法律这根高压线。
小浦东则完全不同，父母就他一个孩子，他从小好吃懒做，虽然是农民，但浦东一开发，土地房子一拆迁，立马就变成了暴发户，补偿款不算，家里光房子就分到了三套。有钱了于是不读书，也不务正业，天天吃喝玩乐玩游戏玩女人，混成地痞无赖，再发展到去强奸女人，终于把自己混进了监狱。
改革开放苦的是城市，下岗工人无路可走，却解放了千百万小浦东这样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家庭。
无数的事实证明，没有文化没有家教，没有基本的道德教育，没有良好的素质氛围，那么越是有钱就越是离“死”不远。
在提篮桥监狱两千多间小监中关押着的六七千名犯人中，有多少我这样的，陈正桥这样的，小浦东这样的人？
在提篮桥监狱的这段日子，刚开始还每天大课小课的教育，但接见完之后好像一下子松了下来，没什么活动了，每天我们就坐在小监里聊天，在这里除了聊天其他什么也干不了，这期间干过两天拆沙头的活，但只拆了两天就没活干了。
提篮桥监狱大概觉得我们是过路的过客，要不了多久就要分配到其他劳改场所去，属于临时代管，所以对我们并不怎么上心，派几个犯人组长来管理一下，只要不出事就行。
小监还给我们放过一次风，把大家都集中到楼外面的露天大天台上晒太阳。
我们这幢楼只有四层，在四楼墙角处开有一扇门，事务犯让各组组长带领自己小组犯人拿好凳子依次排队出楼，跨出监区那扇门，外面就是和楼面一样大的楼顶大天台。
不跑步不做操也不活动，就是让我们坐着晒太阳。
自被关押以来，一年多了，我还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的接近阳光，虽然已是春末，但那种久违了的温暖，让我不自觉地从心底深处感悟到了一丝自由的气息。
很多人都在眼睛一眨不眨地看天看云，无人聊天，我们珍惜着这每一秒钟的时光。就这样从下午一点一直晒到下午三点，这真是一个美好温暖的下午，令人终身难忘！
这种感觉此生再无有过！
晚上“老不服”走到我的小监前，突然压低嗓音跟我说：“明子，明天队长可能会找你谈话。”
我一愣：“为什么？”
“可能想留你在市监，你不想吗？”
“这……”
“老不服”还没等我再说什么就走了，把我一个人懵懵懂懂地晾了半天。
第二天队长果然让“老不服”来领我过去谈话。
和队长的谈话过程简略而直接，没有什么拖泥带水。
“你原来的工厂有多少人？”
“三千多人。”
“你管什么业务？”
“服装的生产和销售。”
“你什么职务？在工厂多大权利？”
“分管业务的主管，在这范围内的权利。”
“想留在这里吗？”
“家人好像希望我能够去七支队，当然我听队长安排。”
队长楞了一下，接着又问了一些其他无关痛痒的问题后，便草草结束了谈话。
七支队就是北新泾监狱，北新泾监狱的前身是上海市劳改局第七劳动改造支队。那个时候刚由支队改为监狱，队长和犯人一时都改不过口，还是习惯以前的叫法，五角场监狱称一支队，周浦监狱称二支队等
在上次家人接见的时候，妻子透露过已经托姐夫关系要转我去北新泾监狱服刑的消息，本来不想告诉任何人，但队长好像有那种想留我下来的打算，所以我不得不说，以表明自己不想留下来的态度。
后来才知道，最先想留我下来的其实是“老不服”。
原来每次市监接受到一批新犯人后，队长就要求中队事务犯从新犯人中想办法挑出几个能拉到业务，本人又有点素质有点腔调的犯人，能留在市监自己中队做劳役犯，事务犯就把这挑选推荐的任务，分摊给每天要给新犯人打交道的各组长，也不知道这“老不服”是怎么想的，也不跟我商量直接就把我的名字报了上去。
队长问东问西，围绕的都是我能不能拉点业务进来给监狱搞点创收的意思。
那个时候监企混杂，大环境下每个监狱都在想方设法的搞点经济利益，监狱别的优势没有，劳动力有的是，不充分利用起来实在是太浪费了。
虽然对我们的管理越来越宽松，但大家心里都明白，分我们去下面监狱服刑改造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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