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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部大病房的劳役组组长叫陈思春，看这名字起的。三十七八岁的年纪，上海本地人，八三年严打的时候进来的，直到现在都还没出去。当时因为思了春犯了流氓罪，判了二十年，他不服上诉，被加判无期徒刑。
矮个子，很敦实，不知道为什么，看守所监狱这种体型的人很多，也大都是这种德性。
陈思春就是东部病区的牢头，医务犯劳役犯都得听他的，他在病犯面前从来不笑，而且出手极其凶狠，打人整人拳打脚踢如同吃饭喝水，血肉横飞哀嚎惨叫，如同听歌看舞。
他手下的劳役犯刑期都在十年以上，受他影响，个个如出一辙的丑恶和残忍。
也许是提篮桥监狱医院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有的传统和恶习，也许是长期黑暗炼狱的鬼火熬制，造就出了这一代代劳役犯畜生们性格的阴冷和变态。
在这里上厕所和上洗漱室都有严格的规定，上厕所要喊报告，且有时间限制，病犯确实有病或者不能走路的，由劳役犯指定其他病犯背或者用便尿盆，但也要报告同意才行。
洗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的，看劳役犯心情每天会指定几个人去洗漱，基本都是第一类的病犯，别奢望每天能洗脸刷牙，也没人敢提出这种要求，提出来很有可能给你一顿拳脚。所以都忍着，虽然是七月份的大热天，又没有什么空调，好在不洗不漱虽然难受但总比挨一顿揍好。
总之病犯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这里都有严格的规定，擅动者绝对要挨打。
这里的伙食比我们北新泾监狱要差得多，但对那些看守所长年难见油晕的病犯来说那就好的太多了。每天早饭还不错，稀饭一个馒头加一点酱菜，中午素菜里加一两片肉片或者一点肉丁，晚上纯素，但比看守所的清水煮菜要多几粒油腥。打饭特别是中午这顿饭，基本由牢头陈思春掌勺，每人一勺，看不顺眼的不给或者少给，你还不敢发声。饭菜的量都少得可怜。
看守所整天吃不饱的那种饥饿感又浮现了上来。
这里每天五点半起床，所谓起床是轮流去病房前面上厕所，除了事先定好的少部分人可以在厕所旁边的盥洗室洗脸刷牙外，其他人是不可以去的，上完厕所就得回到床上继续躺好，病房里十几天不洗脸不刷牙的人多得是，很正常。
那些病伤不能动的，上了手铐脚镣的放在最后，由劳役犯指定的其他病犯帮着洗弄，这些人可以洗漱的原因只是因为怕病房味道太重，劳役犯走来走去闻着受不了，仅此而已。
医务犯每天上下午两次会来查病房，他们也记录着每个病犯的病历情况，哪个病犯该吃药，哪个病犯该打针，都由他们负责决定。感觉还有点像样，狱医是从来不来的。在这里医务犯的地位要低于劳役犯，凡事都劳役犯说了算，医务犯从来不敢多嘴多舌。
这里的病犯只有在三顿饭的时间里才可以起床坐着，开饭时间是早饭六点半，午饭十点半，晚饭四点半，晚饭后个别腔调好点的病犯可以稍微多坐一会。
其他时间白天黑夜一律在病床上躺着，没有电视没有报纸，不许聊天不许走动，晚上五点半太阳还很高就都得上床睡觉，躺着汗水不停地冒，不能洗不能擦，这种日子真得很难过。如果谁敢半夜睡觉打呼，那他更加惨，睡梦中被巡查的劳役犯揍醒，直揍到你鼻嘴出血张着眼再不敢睡着为止。
在这里少说话少活动，夹紧尾巴吃饭睡觉熬日子或许会好一点。拎不清或者长相举止都猥琐不堪的人，受到的折磨和挨打也就越多。反抗或者“翻车”的念头你想也不要想，跟找死一模一样。
说这里是医院，大概凡是进来过的人是没有一个会信的！估计连鬼都不会信！
万幸我睡的是加床，离大病房还有两三米的距离，否则整天光听挨打的惨叫和哀嚎就足够让人心烦和心惊的。
因为加床是加在病房的走廊门口，除了床还留有大概一米宽的走道，进来出去的人都要经过我和瘦子的加床。有一天半夜里劳役犯用担架抬出去一个盖着脸的死人，把我吓了一跳，还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劳役犯除了第一天扔过我一个茶杯外，就再没跟我动过手。除了算第一类人和上海本地人之外，还要感谢一个叫二喜的劳役犯。二喜走进走出经过我加床时，有一次他说看我脸很熟，问起后一聊，他也是乍浦路派出所周所长一手经办后被送进虹口看守所的，以抢劫罪判了他十年。抢到了什么呢？三个同案犯晚上抢劫一个女人的包，包里只有两张一元的纸币和几张卫生纸，为此三个人全部判十年。抢劫罪不看金额只看性质，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冤的。
我和他虽在一个看守所，但彼此并没有见过，他已经在提篮桥监狱服刑了，我还才刚到虹口看守所，也不知道他这个看着脸熟是从哪看来的。但二喜以后对我多少总有点照顾，起码是不会有人再故意找茬刁难我了。
在监狱一个派出所或者一个看守所出来的，那就是哥们，那就是兄弟！
有了二喜的关系，我也敢找机会和旁边56号床的瘦子偷偷聊天了，整天不能说话，怕真会把人逼疯。
瘦子真是瘦的可以，一米七五的身高，体重大概只有九十多斤。瘦子二十多岁，上海人，家就住在提篮桥监狱大墙外面的舟山路上，如果他妈在家门口大声地喊他，估计他躺病床上都能听得见。
瘦子是个职业扒手，惯偷，从小偷到现在，自己都忘了是几进宫了。这次被判了七年。很奇怪，放着家门口的提篮桥监狱不送，偏偏送他去了远在安徽的白茅岭监狱。
这次受伤住院是因为中队伙房杀猪他去帮忙，杀完四个人把猪抬进滚烫的大锅里准备烫毛，谁曾想杀猪的是个生手不靠谱，这猪没被杀死，直接在大锅里蹦跳出来，反倒把瘦子一不小心撞进了锅里，真是伤得可以把人笑死。
瘦子上身前后烫伤得最严重，在当地医院急救治疗了半个多月后被送来了这里，来了已经快两个月了，现在伤势已经好了很多。
这里的劳役犯慢慢地不怎么管我们两个了，但我们也不敢过分，都是趁打饭有点混乱的时候偷偷说上几句话。
天天有人被打，惨叫声随时都会从大病房里传过来，凡是二三类的病犯进来，无论什么情况，基本都要先给一顿下马威，哪怕是半夜三更。
慢慢地我也从最初的心惊，到麻木到习以为常。
虽然劳役犯们不打也不管我们，但我和瘦子都觉得这日子很难熬。瘦子天天都在想念着早点回白茅岭。他说在白茅岭他们犯人很自由，监狱允许犯人抽烟，他们也可以偷偷喝酒，大田班外放班的犯人能经常和当地老百姓做交易买东西，甚至还有机会遛出去玩女人。
瘦子说得很得意，常常会陷入一种沉思向往状，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但他的白茅岭监狱要比这里好，这点我是没有异议绝对认同的。不要说白茅岭，就算是我在北新泾监狱的“大八监”二楼严管，只要不是“双上前铐”吊着，我也感觉要比这里好上很多。
在这里最痛苦的是整天都要躺着，无事可干，时间过得真是太慢太慢，如果有本书看，那该有多好啊。
没事我就老抬手看我手上的伤口，伤口好像在慢慢地向中间合拢，肉也长得有点鼓了起来，颜色变成了深紫色，已经没有半点的疼痛感了。也没人来过问，医务犯也从来不给我消毒吃药打针什么的。自己监狱的队长一个也不来，不知道我呆在这里干嘛，还要我呆到什么时候呢？
二喜大概是劳役组里管外勤的，经常从我们床前进出经过，一次他拿了一沓报纸从外面进来，顺手扔了一张给我，这一下子让我真是如获至宝欣喜不已。
这是一张《大墙新生报》，是上海市监狱局自己创办的报纸，除发行下属监狱外，还发往全国各大监狱。上面刊登的除了头版有几条政治和法律的消息外，其他都是属下各监狱犯人写的如何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这一类文章。
这种报纸每个监狱都有，我们北新泾监狱叫《自新报》，青浦监狱叫《求新报》，其他监狱的报纸名字大都差不多。这种报纸本身就是面向犯人的，以教育和加强犯人的改造，但这里的劳役犯怕乱怕麻烦，所以从来不发给病犯看。
因为是二喜给我的，所以我可以放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上面虽然都是一些口号式的文章，但我依然看得津津有味，一张两开四版的小报纸我看了好几个小时，看完我还把报纸压在枕头底下，时不时就拿出来翻来翻去，起码这个时候我可以忘记痛苦，也可以暂时忘记身处的这个丑陋环境。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这里的管理也相对宽松，因为这天是医院劳役犯的家属接见日。早上他们一个个收拾的干干净净，然后喜滋滋地排着队下楼，过一会再一个个喜笑颜开地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来。他们心情好了，对病犯也就相对放松了一点。
病犯们一个个转身羡慕地看着他们，虽然今天没有被挨打挨骂，但此刻内心想念家人想念家的那种精神痛苦，却要远远超过平时皮肉所受痛苦的数倍。
这里的病犯大多数都是未决犯，未决犯家属是没有探监资格的。
犯人一旦判决从看守所到了监狱服刑，才有了通信和家属探监的权利，但两种人除外，严管和生病住院的。严管的是因为自己违反了监规被取消家属探监，这个不用说了。生病住院的是因为你在生病住院，家属没办法接见到你。像我和瘦子这种劳役工伤住院的大概也参照后一条实行。
星期天一过，劳役犯们马上恢复常态，再次换上地狱无常脸，撸着袖子甩甩手臂，晃着膀子溜达巡查，不一会就从里面哪个床上想起病犯的哀嚎声。陈思春有一次打完人后对被打的病犯大大咧咧地说，我不打，你骨头痒我手痒，都难受，打完我们都舒服了。说完他还要抓住这个病犯的衣领，问他说得对不对，然后不管这个病犯回答对还是不对，他都会再在他的脸上重重地抽上一耳光，然后才站起来拍拍手扬长而去。
在这个鬼地方住院，挨打不挨打的日子对所有病犯来说都一样，都是在受煎熬。
住院，病人们享受着比坐牢还要痛苦百倍的待遇，下次即便死了怕也没有人愿意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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