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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了劳积和立功的减刑硬件条件后，就可以由主管队长为这个犯人做减刑的申请材料了，减刑材料基本都是固定的格式，什么该犯能认罪伏法努力改造，自服刑以来做了多少好事多少贡献等等。主管队长做完减刑材料后，交管教中队长签字然后报送大队。班组主管队长的文化程度普遍都不高，我整理大队部办公室的时候，见过这些下面交上来审批签字的减刑报告，字迹和措辞都属于不敢恭维的那种。
各中队交上来的减刑材料都集中在大队部施总这里，有时一二十份有时七八份，然后吴大施总和各中队的管教中队长，就这些犯人的减刑材料开一个审核会。由各管教中队长一份一份翻着念：犯人名字、原判几年、该犯改造情况、什么奖励、减刑多少等等，然后与会者发言讨论，无疑义则这份材料算通过，再继续下一份材料……
除特别情况外，这些减刑材料吴大施总都会签字通过，然后再上报监狱狱政科审批。
狱政科审批完再转交闵行区检察院驻监检察站审批，而后所有减刑材料再通通汇总交给管教王监狱长办公室审核签字盖章。
最后再返回狱政科报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裁定减刑或者假释。
接下来就是静候区法院来监狱宣读减刑裁定书！
犯人减刑申请材料的马拉松旅程至此结束。
每年春节过后，等待法院宣读减刑的人数最多，有很多人都是准备直接减去余刑回家的。从春节放假一结束，等待减刑的犯人就开始在帮法院的人算工作时间了，他们应该几号上班，审核材料大概要几个工作日，他们差不多什么时候应该来监狱了，那几天天气好不好，来的路上会不会堵车……
回家的等待就是这么地胡思乱想，这么地望断愁肠。
法院来监狱开庭宣读减刑裁定，基本上是两三个月来一次，一年四五次的样子。
人数多的话，法院的人就在二大门外的会议室隆重地搞个形式，如果人数少则直接进到三大门，就在旁边犯人上文化课的教室里宣读一下，读完减刑裁定书一发完事。
监狱请不请法院的人吃饭？送不送礼？这我还真不知道！
如果有犯人在等待法院开庭的这段时间内，不慎触犯了监规监纪或者法律，那怎么办？没关系，大队会通知狱政科紧急叫停，狱政科一个电话打到法院，法院则立即把该犯的减刑申请从材料堆里抽出来，写上“暂缓”两字后搁置在一旁，即使已经裁定完毕的也可以删除作废。至于暂缓到何时，视该犯情节轻重监狱另议。
是会有一些犯人会在这段时间内昏了头，以为就要释放了，忘了自己的身份，也忘了这是什么地方！
正常范围来说四年以上刑期的多少都能减掉一点，减多少要看你混的怎么样了，一般来说五六年刑期的减半年到一年，七八年刑期的减一年到一年半，以此类推。但总有一部分长刑期犯人是一天没减直把牢底坐穿了才回家的。
这类犯人中有些是我前面提到过的智障刑犯罪者，傻不拉几象“果果”这样的，有人见过傻子二呆这类人在社会上混得风生水起的吗？监狱其实就是社会的缩影，一模一样的。在里面他们或许更难混，作为队长和同犯都不会有什么同情弱者一说，减刑自然就不要想了。
还有一种是激情犯罪者，这种人也想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但他们的性格决定了他们在日复一日的服刑改造中，总要管不住自己惹出点什么事来，对这种人主管队长也头疼，老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弄得队长失望索性不管了你自生自灭吧，于是他们便更加自暴自弃也就更容易惹是生非。
新收犯时和我在“大八监”一个小监的四大队“阿四”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阿四”一个判了十年的强奸犯能分到四大队这种经济犯遍地的服务大队，他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更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分到四大队的当年，“阿四”便从下面的班组调到了大队劳役组，成了协助队长的犯人管理者之一。
我承认“阿四”绝对是个强者，凭他的关系和能力，以后掌管四大队总事务犯大权也不是一件没有可能的事。
人最怕的就是有了感觉以后控制不住自己而忘乎所以地飘起来。“阿四”也开始飘了。
一天“阿四”为原来自己监舍一个哥们想从上铺搬到下铺的小事，去找他们的主管队长商量，主管队长居然不肯，“阿四”感觉没了面子，先是吵继而骂，越来越激动最后冲动得控制不住竟然动了手。虽然没把这个队长打得怎么样，但一旦动手那就是性质的问题了，管教大队长二话不说，立即把“阿四”双手反铐送进了“大八监”。
“阿四”跟我一样，“大八监”旧地重游！
“阿四”是一个意志比我还要坚强的男人，我相信他一定能挺得过“大八监”惩戒室那血肉横飞的“死猪撞”和“死鱼眼”令人恐怖的夜半鬼影。
此后“阿四”便一直在底层的班组混，混得眼看好一点要拿劳积了结果又冲动出事，反反复复总是不长记性。直到我出狱，“阿四”十年刑期已经吃到快第七年了依旧一天刑还没减，真不知道他会不会是刑满到头才能走出大墙。
我们大队事务劳役室犯人的减刑材料都是由施总一手负责做，身为大队直管的事务犯劳役犯，改造的奖励和减刑的幅度都要明显优于下面班组的犯人。
“大头”周勤山现在只是大队劳役犯，他的劳积主任一职由我兼任，因为监狱规定劳积主任一定要是去年的劳改积极份子，“大头”1997年减了一年刑，所以当年不能评劳积。
“大头”已经不大随便打人骂人了，不是改了而是怕我。这个人身上坏毛病很多，属于坏人进来吃官司的那一类人，所以经常被我骂，我骂他也不管旁边有没有人，哪怕骂得他象孙子，他都是一声不吭不敢还半句嘴。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的气场是他所不能比的，也因为是我正他邪！
诸新倒被他教育的不错，吃用抽烟的全方位伺候，虽被“大头”宰得很惨，却仍象他跟班似的还整天跟着他，真是搞不懂！
“大头”的九年刑期还很长，只要一直能在大队劳役室混着，有施总的关系，他减两年甚至更多点的刑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整个大队一年的监狱劳积名额是二十名左右，市劳积的名额是六名左右，大队劳役事务室连我也就六七个人左右，但每年的劳积名额总是近水楼台被优先考虑。
我也多次计算着我的牢路何时可以走到头，每天都在编织着回家的梦想。
吴大曾一本正经地跟我说，我1999年拿一个监狱劳积就够了，我听了一紧张，不行啊，第二次的监狱劳积减刑最多只能减十个月，我还有三四个月刑期怎么办？不拿市劳积我是走不了的。
吴大听了眨着眼愣了半天，还是施总在旁边插话说我说得对。
不仅仅是我，所有长刑期犯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减刑计划和目标，只要这个计划目标不是太过于奢望和理想化，对自己的认识也比较清醒客观，那么基本上大多数犯人的减刑幅度都不会离自己的预想目标相差太远。
计划就是目标，有了目标就有了动力也就有了希望，身处大墙牢笼的囚犯们，就靠着地狱里这份仅存的希望，在支撑着自己苦熬到走进人间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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